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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克看来，现实主义进路抽出了法律规则的规范内容，完全否弃了规范发出者的权威，因而不能正确地理解法律。

[24]具体的论述可参见陈金钊最近四年关于法治反对解释的7篇论文。可以说，这些年来西方的主流法学一直在瓦解或者至少是动摇法律的规范作用。

在个体思维的三向循环中，主体之间对法律与事实的理解不断升华，找到最佳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正是因为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了法律的缺陷，所以，在文化意识里很少有单纯用法律解决问题的想法。一般来说，法律实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是统一的，有法律效果也就意味着有社会效果。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理解与解释方法的分野以及解释的循环都在促成法律的开放性，这就导致了司法克制与能动对立。（三）法律和法律方法的多样性，强化了主体的选择行为从司法的角度看，有多种形式的法律渊源。

最近有一些人所倡导的能动司法姿态，能够转换成司法理念就是一个例证。所谓法律的规范作用首先是对人思维的约束，在此基础上才有对行为的规范。德、日二国均为近代变革较晚，但却迅速实现民族统一和国家振兴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之典范。

国权巩固，国立自张，然后有发达民权之可言。移植和模仿国外的路径依赖导致我国近代警察自建立起，就理所当然被视为内务行政建设的组成部分。由上可知，由于特殊的国情，近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历经民主政治实验的失败，走了一段绝对主义国家道路，期望以此确立统一、稳固的政权，并以国家的力量加速工业化进程，从而奠定国家发展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由此，相近的政治经济形势，使德、日等大陆法系中的国家主义观念较易被近代中国认同。

卫之要义，为严守纪律，服从命令，团结精神，共同一致。苟人民之利益与国家之利益冲突时，只能牺牲人民利益以殉国家，而不能牺牲国家利益以殉人民。

直至清末才在内忧外患之下被动地建立源自西方近代意义上的警察制度。基于此，新生活运动的实施，使得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实施管教养卫政策的警察有了更多干涉民众社会生活的理由，而在立法上(就本文言，主要指违警罚法)也体现出更为细致和广泛的规范性条文的出现。(15)自治警察的理想恰好反衬出国家警察的现实。违警罚法一般分为总则和分则两部分，总则规定治安处罚的基本制度和原则，分则规定具体处罚的领域及行为。

该阶段以规矩和清洁为目标，中心内容是实现社会环境的整齐和清洁。国情的相近，导致主要参照物是德日警察模式。④关于国家主义的定义，学界至今没有定论。由于警察最根本的职能在于维护国家稳定及社会公共秩序，因而警察职权的大小与国家的政治状况及行政权力密切相关。

与之相伴，西式警察逐步取代了传统的绿营、捕快和保甲等，构建起近代中国新型的治安管理模式。(14)在并未经历西方市民社会发展历程，又未对近代国家与社会两个概念有清晰区分的前提下，西方舶来的社会本位很难不成为中国国家主义代名词。

作为警学专家及警政高官的李士珍指出：就职能上观察，警察绝不限于维持社会公共安宁秩序之消极作用，而尤有推行政令、指导民众、保护民众之积极作用也。⑩海鸣：《治内篇》，《民权报》1912年10月8日。

⑧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35页。故国家特设机关，使于法令范围内，行使国家统治权，限制人民违法之行动，此种预防公共危害及维持社会安宁之国权作用，谓之警察权。古代的中国，承担治安防卫职能的军队及官署的职权设计基本只追求维持政权的稳定，对于社会自身的发展却鲜有关注。于是，中国近代警察的职权便应和着西方兴起的社会本位及行政扩权潮流，也呈现出逐步扩张的趋势。在中央的严格监督统治下，允许各地因地制宜办理警政。⑨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初尝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之后，国家主义倾向迅速抬头，国民党中有人这样认为：共和之国，国即政府，政府即国民，绝无冲突之虞，⑩民主立宪之国，主权在民，民权与国权一而二，二而一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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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台湾进行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也被认为大陆新生活运动之继续。诚如某学者所言，二十世纪社会日趋复杂，经济之设施，错综万端，因之发生之危害，亦层见叠出。

它们高度集权的国家警察模式也成了近代中国尽力效仿的对象。于是顺应时势所趋与社会所求，国家开始于某种程度内对人民生活重新实施干涉，以社会利益为本位，对个人自由予以适当限制，以求社会获得共存共荣之幸福。

(20)胡昭华：《新县制概论》，商务印书馆，1942年，第131页。国家主义观念，因契合于中国传统的行政强权及大一统观念，逐步成为了近代执政者拥护的主流思潮之一。⑨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初尝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之后，国家主义倾向迅速抬头，国民党中有人这样认为：共和之国，国即政府，政府即国民，绝无冲突之虞，⑩民主立宪之国，主权在民，民权与国权一而二，二而一也(11)。因此近代警察观念及相关制度的渊源在于日本和德国。

这种警察行政的定位反映了一种应和世界潮流的制度设计。警察之作用，即在增进人民之福利，辅助各种政务之推进，当国家政治未上轨道，尤其是在今日一般民众程度低下之中国，警察负有社会先导之责。

警察行政在整个国家政治体系中居于关键地位。国家主义观念④的出现，正好迎合了德国的这种需要。

⑩海鸣：《治内篇》，《民权报》1912年10月8日。另一方面，正如前所述，社会本位在中国近代是统治者通过国家力量加大对社会控制的极佳道具，并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主义观念结合在一起，正如下述。

因此，学界有人提出：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企图以中国固有的儒家文化掺和西方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某些生活方式和德意志法西斯精神从思想上完成统一的一次尝试。(22)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违警处罚的立法扩张是与近代国情政局密切相关的。该运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34年2月至次年3月为第一阶段。之所以选择德、日二国，最根本的考虑仍在于国情的相似。

①20世纪以后，崇尚个人绝对自由的夜警国家逐渐陷入财富垄断，经济畸形，贫富悬殊，强凌弱欺的社会混乱之中。(18) 这场运动体现了执政者将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纲常与德国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及近代西方生活习惯相融合，以求控制民众的思想的意图。

(16) 总之，近代中国，社会本位理念、国家主义观念与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及行政强权的特质在这特定的时空发生交织，以应对外敌环伺、内患不绝、政权频更、社会动荡的特殊社会环境。这正是中国近代警察违警处罚职权立法扩张趋势的典型体现。

(21) 考察违警罚法的条文，为贯彻新生活运动的精神，1943年违警罚法确立对过失违警行为给予处罚的原则，以使国民得铲除怠忽散漫之习气。曾有警界人士感叹：中国警制向来模仿日本，民国已还，仍封固步……迄今各地大小警察机关，皆视为国家直接警察机关，无立于自治机关管辖之下者。